许琪 付哲|群体性孤独——社交媒体使用对孤独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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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琪，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付哲，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原文刊登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23年第二期第119至第129页
群体性孤独
——社交媒体使用对孤独感的影响
摘要
Abstract
频繁使用社交媒体是否会加剧孤独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学术问题。本研究认为，社交媒体对孤独感的影响取决于线上社交与线下社交的关系。对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频繁使用社交媒体促进了民众与亲朋好友的线下交往和亲密关系，因而对孤独感有明显的缓解作用。同时，社交媒体对孤独感的影响也取决于人们使用社交媒体的方式，常态化使用能够缓解孤独，而病态化使用则会加剧孤独。研究还发现，社交媒体使用方式对孤独感的影响存在阶层差异。如何提高社会下层民众的数字文化资本以使其养成更加健康的社交媒体使用习惯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
Key words
群体性孤独；社交媒体；孤独感；常态化使用；病态化使用
一、引言
得益于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微信、微博等在线社交工具近年来得到迅猛发展，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因此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有学者认为，我们已进入一个“随便敲几下键盘就可以在社交媒体同时和几百个人聊天交友的时代”，但社会交往圈子的扩大和交往的便捷化并不意味着现代人能够从频繁的在线社交中获取更多的情感支持，“孤独”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突出问题似乎并未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而得以消除，与之相对，201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社会心理学家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提出了“群体性孤独”（alone together）的概念。她甚至认为，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们的孤独感，新的沟通技术正在改变现实中的人际纽带，社交媒体表面上促进了人际交往，但实际上却使彼此的关系更加疏离，因此，在社交媒体广泛使用的今天出现了一种人们虽然在一起但依旧孤独的现象，这就是“群体性孤独”。特克尔的观点很快引起了欧美学术界的强烈反响，在国内，学者们关于“群体性孤独”的讨论也日渐增多，但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进一步推进国内外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
首先，本文将结合线下社交更加深入地评估线上社交对孤独感的影响。特克尔认为，频繁的线上社交会挤占原本用于线下社交的时间，这是导致“群体性孤独”的重要原因。然而，线上社交是否一定会挤出线下社交仍然有待检验。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发现，大多数社交媒体使用者会通过社交软件维持和巩固原有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发展新关系。这与特克尔描述的人们沉溺于缺乏线下基础的线上生活的现象有很大不同。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将线上社交和线下社交结合起来，系统评估社交媒体对孤独感的因果影响及其影响机制。
其次，本文将区分常态化（normative）与病态化（pathological）这两种不同的社交媒体使用方式对孤独感的不同影响。近年来国外的一些研究发现，只有病态化的社交媒体使用方式才对用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如变得更加焦虑和孤独等。因此，对二者进行区分非常重要。实际上，如果仔细阅读特克尔的《群体性孤独》一书，可以发现，她并不是笼统地反对人们使用社交媒体，而是在批判一种病态化的社交媒体使用方式，即过度沉溺于社交网络而缺乏现实中的人际交往的状态。很显然，将这种病态化使用造成的负面影响外推到常态化使用、笼统地研究社交媒体对孤独感的影响无法得到有价值的结论。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本文将对社交媒体使用方式进行更加全面的类型学分析，并基于此讨论不同类型的社交媒体使用方式对孤独感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社交媒体使用对孤独感的影响
社交媒体会让我们更亲密还是更孤独？这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学术问题。一些研究认为，社交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社会交往的时空界限，使得我们即便足不出户也能非常方便地与世界各地的人交往，甚至与陌生人建立联系，因此，社交媒体可以起到推动社交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社交媒体会侵蚀原有的面对面交往，导致人际关系的异化。
1998年，罗伯特·克劳特（Robert Kraut）等心理学家率先发起了对在线社交的批评。他们通过对早期互联网用户的追踪研究发现，随着互联网使用时间的增加，个人与家庭成员的相处时间有所减少，社交规模不断缩小，社区参与程度日益下降，而孤独感和抑郁水平则不断上升。他们认为，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频繁的在线活动会挤占原本用于面对面沟通的时间，而线上的弱社交纽带并不足以取代线下社交，也无法提供足够的情感支持，因此，出现了所谓的“互联网社交悖论”。克劳特等学者的研究很快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论。一些学者支持他们的研究结论，认为互联网减少了人们的社会联系，导致社会孤立，从而催生孤独感。例如，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man）认为，互联网技术最初的目的是娱乐而非社交，并且由于时间配置问题，人们花在互联网上的时间会挤占社会活动时间，进而造成社会孤独。米勒·麦克菲森（Miller McPherson）等也发现，美国人正变得更加孤独，核心交际圈也变得越来越小，手机和互联网的使用是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对克劳特等提出的“互联网社交悖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例如，朱迪思·夏皮尔（Judith S. Shapiro）认为，克劳特等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大学生和社区精英，这些群体即便不使用互联网也会变得越来越孤独，因此，不能由此得出互联网增加孤独感的结论。此外，很多心理学研究也指出，孤独者更倾向使用互联网来缓解孤独，因此是孤独影响了其对互联网的使用，而不是相反，克劳特等混淆了互联网使用与孤独感之间的因果方向，因而错误地得出了互联网会加剧孤独的结论。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研究都是在Web1.0时代开展的，当互联网的发展进入以移动互联为主要特征的Web2.0时代以后，在线社交已成为互联网技术的一项核心功能，而且在这一时期也诞生了各种以社交为主要目的的社交媒体。但是在社交媒体诞生的那一刻起，学术界对它的批评也随之产生，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是特克尔提出的“群体性孤独”。她认为，社交媒体会加剧人们对在线社交的依赖，进而催生出更加严重的孤独感。这主要是因为，互联网能够提供一种现实中无法获取的舒适社交环境，例如在网络上，人们可以非常轻易地展现一个完全不同的自我、扮演各种身份、肆意发泄对现实生活的不满等，这都是在面对面社交中无法实现的。一旦人们沉溺于这种虚假的线上社交，就会减少现实中的社交投入，但只有高质量的面对面社交才能提供足够的情感支持，因此，随着线上社交逐渐取代线下社交，孤独感也会不断上升。
特克尔的观点很快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争论。在国外，很多学者研究了社交媒体使用与孤独感之间的关系，但并未得出一致的研究结论。在国内，学术界对特克尔的观点也是褒贬不一。一些学者认为，特克尔深刻揭示了互联网技术对人际关系的侵蚀和异化。但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群体性孤独”只不过是人们对新媒介技术产生的道德恐慌而已。在实证研究方面，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也很不一致。有研究发现，频繁使用社交媒体会加剧孤独感；也有研究发现，使用社交媒体能缓解孤独感；还有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使用时间与孤独感之间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关系。纵观这些实证研究，我们发现其中存在以下三个主要缺陷。一是这些研究对象以大学生为主，但大学生群体有很强的特殊性，就像夏皮尔在批评克劳特等的研究时所指出的，基于大学生样本得到的结论很难外推到一般人群。二是很少对潜在的反向因果问题进行统计控制。如前所述，使用社交媒体会影响孤独感，但反过来，孤独感也会影响社交媒体使用，如果不能剥离二者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就无法评估社交媒体对孤独感的真实影响。三是没有对不同的社交媒体使用方式加以区分。近年来的多项国外研究发现，常态化的社交媒体使用方式对用户有益，只有病态化的使用方式才会加剧孤独感。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节详细讨论。
（二）社交媒体使用方式的类型学分析
2021年，埃米莉·欧戴（Emily B. O’Day）和理查德·亨贝格（Richard G. Heimberg）在一项最新的关于社交媒体使用和心理健康的研究综述中写道，要弄清社交媒体如何影响孤独、焦虑等负向心理状态，研究者必须将常态化和病态化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交媒体使用方式区分开。区分常态和病态的关键在于使用者是否上瘾，或者说使用者是否沉溺于社交网络而脱离现实生活。很多实证研究发现，病态化的社交媒体使用方式会加剧用户的社交缺陷和心理问题，导致他们变得更加焦虑和孤独。而常态化的社交媒体使用方式则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与之相反，将社交媒体作为一种正常的社交工具来使用，可以维持和拓展现实中的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参与以及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
我们认为，区分常态化和病态化这两种不同的社交媒体使用方式可以更好地理解特克尔所说的“群体性孤独”。事实上，特克尔并非笼统地讨论社交媒体的危害，而是认为过度使用社交媒体会使人们患上一种社交病。在《群体性孤独》一书中，特克尔对多位社交媒体的重度成瘾者进行了精神分析，描绘了他们沉溺于社交网络的各种病态表现以及内心极度孤独的症状。但遗憾的是，后续关于“群体性孤独”的很多讨论却把特克尔的研究问题扩大化了。例如，国内很多学者是在笼统地讨论社交媒体，进而得出各种非黑即白的结论，很明显，这些结论都只看到了社交媒体的某些方面，因而都有失偏颇。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大多以社交媒体使用频率作为自变量来研究其对孤独感的影响。虽然频繁使用与病态化使用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可混为一谈。我们认为，要想厘清社交媒体使用与孤独感之间的复杂关系，就必须对人们使用社交媒体的方式进行深入的类型学分析。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根据使用频率和是否上瘾这两个维度将社交媒体的使用者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社交媒体的轻度使用者，他们使用社交媒体的频率较低，也很少上瘾。对这类用户来说，社交媒体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很小，他们主要依靠线下的面对面交往来维持现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第二类是常态化的高频使用者，他们使用社交媒体的频率较高，但并未对之产生严重的心理依赖。对这类用户来说，社交媒体只是他们开展社交的一个工具，但不是唯一的工具。他们能较好地处理线上社交和线下社交之间的关系，因而也更可能从频繁的线上社交中获益。最后，第三类是病态化的高频使用者，这类用户不仅使用社交媒体的频率较高，而且高度上瘾。他们因为过度沉溺于社交网络而缺乏现实中的人际交往，所以很可能在持续不断的线上社交中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群体性孤独”。
（三）研究假设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拟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首先，参考特克尔对“群体性孤独”的论述以及后续研究对这一概念持续不断的争论，我们认为，社交媒体和孤独感之间的因果关系尚未形成定论。因此，提出以下两个竞争性的研究假设：
假设1a 频繁使用社交媒体会加剧个体的孤独感。
假设1b 频繁使用社交媒体会缓解个体的孤独感。
其次，本文还将结合线下社交对社交媒体影响孤独感的机制进行分析。参考特克尔提出的“线上社交挤出线下社交进而导致群体性孤独”的观点以及反对者提出的对立性观点，本文提出如下第二组竞争性的研究假设：
假设2a 社交媒体使用越频繁，人们线下的社交关系会越疏远。
假设2b 社交媒体使用越频繁，人们线下的社交关系会越亲密。
最后，参考现有研究，本文认为，社交媒体对孤独感的影响取决于人们使用社交媒体的具体方式：病态化的社交媒体使用对用户有害，而常态化的社交媒体使用则对用户有益。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 病态化的社交媒体使用会加剧孤独感，而常态化的社交媒体使用会降低孤独感。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开展研究。CGSS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设计实施的一项大型综合性社会调查。该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比例的抽样方法，样本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年龄在18~70岁的成年人口。CGSS于2003年正式启动，此后在2005年、2006年、2008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5年和2017年先后执行了九轮调查。本研究使用的是最新一期的2017年调查数据。
与国内其他调查相比，CGSS 2017拥有两方面的优势。首先，它是一个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因而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民众使用社交媒体的基本状况及其对孤独感的影响。其次，CGSS 2017的调查问卷包含一个精心设计的“网络社会”模块，该模块详细询问了受访者在社交媒体等多个方面的互联网使用情况，因而能较好地满足本研究对变量的基本需求。需要说明的是，CGSS 2017仅随机抽取了2430人回答“网络社会”模块的问题，在去除缺失值以后，实际进入分析过程的样本量为2112人。
（二）变量测量
1. 因变量：孤独感
孤独感的测量方法有很多种，如UCLA孤独量表、Rasch孤独量表、情感-社交孤独量表等。这些量表虽然被证明有很高的信度和效度，但它们也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测量题目过多，因而不宜在大规模调查中使用。
CGSS 2017使用的是玛丽·伊丽莎白·休斯（Mary Elizabeth Hughes）等学者开发的关于孤独感的短式量表来测量孤独感。该量表仅包含三道五点式李克特量表题目：（1）感觉缺少陪伴；（2）感觉被其他人孤立；（3）感觉被冷落了。受访者需要评估他们在过去四周有上述感受的程度。数据分析结果表明，这三道题目的信度系数为0.86。在实际分析时，我们使用因子分析法将这三道题目转化为一个孤独感因子，该因子的得分越高表示越孤独。
2. 自变量：社交媒体使用
社交媒体使用包含使用频率和网络成瘾两个维度。首先，对于社交媒体使用频率，CGSS 2017询问了受访者在过去一年里通过Email、QQ、微信、Skype等与人交流的频率，选项包括“从不”“很少”“有时”“经常”“总是”5个，分析时按照1~5分赋值，得分越高表示受访者使用社交媒体的频率越高。
其次，对于网络成瘾，我们根据三道五点式李克特量表题目测量：（1）因为上网，我和周围的人变得更疏远了；（2）如果有一段时间不上网，我就会坐立不安；（3）因为上网，我外出活动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数据分析结果表明，这三道题目的信度系数为0.68。在实际分析时，我们使用因子分析法将这三道题目转化为一个网络成瘾因子，该因子的得分越高表示受访者的网瘾越严重。
3. 工具变量：互联网使用技能
有研究认为，社交媒体使用频率与孤独感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解决反向因果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法是使用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陈福平等认为，可以用互联网使用技能作为社交媒体使用频率的工具变量：一方面，互联网使用技能对社交媒体使用频率有正向影响，因而，满足工具变量与内生自变量相关的要求；另一方面，互联网使用技能不会直接影响孤独感，因此，满足工具变量与因变量无直接影响的要求。参考陈福平等的研究，我们也用互联网使用技能作为社交媒体使用频率的工具变量。
CGSS 2017使用六道五点式李克特量表问题测量互联网使用技能：（1）我会使用电脑打开网站；（2）我会使用手机下载安装APP；（3）在网上查找自己想要的信息并不难；（4）网上（如微信、微博）看到周围人转发的重要消息，我会先验证再相信；（5）当我想在网上表达自己的想法时，我知道该怎么做；（6）在网上进行支付或者交易时，我会观察使用环境来确定是否使用。这六道题目的信度系数为0.90。在实际分析时，我们使用因子分析法将这六道题目转化为一个综合因子，该因子的得分越高表示受访者的互联网使用技能越高。
4. 中介变量：现实中的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
对社交媒体的很多批评者认为，社交媒体之所以会加剧孤独感，其主要原因在于线上社交会挤占线下社交的时间，进而导致人际关系的异化。由此可知，社交媒体是通过影响用户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这条间接途径影响孤独感的。CGSS2017询问了受访者与家人和朋友面对面交往的时间，以及使用互联网以后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是变得更亲密还是更疏离。借助这些中介变量，本文可以更加深入地研究社交媒体使用对孤独感的影响。
5. 控制变量
本文在分析时控制了受访者的性别（男=1，女=0）、年龄、婚姻状况（未婚=1，在婚=2，离婚=3，丧偶=4）、家庭规模、教育年限、职业地位指数、家庭经济状况、是否本地居民（是=1，否=0）、是否居住在城镇（是=1，否=0）和居住地所在地区（东部=1，中部=2，西部=3）。教育年限是根据学制由受访者的教育程度转换得到的。职业地位指数根据受访者当前或最后一份职业的“国际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的得分来测量，得分越高，表示职业地位越高。家庭经济状况根据受访者自评的家庭在本地的经济地位测量，选项从“远低于平均水平”到“远高于平均水平”分5档，分析时按1~5分赋值，得分越高，表示家庭的经济地位越高。对上述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三）分析策略
数据分析将分四步进行。首先，我们将分析社交媒体使用频率对孤独感的影响。这是以往研究的通常做法，不过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将以互联网使用技能作为工具变量并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研究社交媒体使用频率对孤独感的因果影响。我们将同时报告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分析结果，并对二者的差异进行统计检验。
其次，为了更好地理解线上社交与线下社交之间的关系，我们将进一步分析社交媒体使用频率对面对面交往以及对朋友和家人这两类最重要的人际关系的影响。通过这一步分析，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和全面地理解社交媒体影响孤独感的因果机制，进而对第一步的分析结果提供合理解释。
第三，我们将从使用频率和网络成瘾两个维度划分社交媒体使用类型，并分析不同的社交媒体使用类型对孤独感的影响。在这一步，我们将首先使用聚类分析法（cluster analysis）研究社交媒体用户的类型归属，比较聚类分析结果与前文理论分析结果的一致性，然后以此为基础，分析常态化与病态化这两种不同的社交媒体使用类型是否对孤独感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
最后，我们将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社会经济地位分析社交媒体使用频率和网络成瘾对孤独感的影响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异质性，以更加深入地探析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内在关系。
四、分析结果
（一）社交媒体使用频率对孤独感的影响
使用社交媒体是否会加剧孤独感？从表2的分析结果看，结论是否定的。首先，对孤独感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OLS）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社交媒体的使用频率越高，孤独感越低。因此，与社交媒体越用越孤独的理论假设相反，频繁使用社交媒体反而可以起到缓解孤独的积极效果。
其次，从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2SLS）看，线性回归在某种程度上还低估了社交媒体对孤独感的积极影响。分析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技能对社交媒体使用频率有非常显著的积极影响，这与我们的预期完全一致。此外，不可识别检验结果非常显著，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也非常显著，这进一步说明互联网使用技能是一个强工具，以之作为社交媒体使用频率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从第二阶段回归的分析结果来看，社交媒体使用频率每提高1分，孤独感会降低0.199分，其效应值高于OLS的0.060分。内生性检验结果显示，2SLS与OLS的估计值在0.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有一定的证据表明，多元线性回归低估了社交媒体的积极影响。这也与前文的理论分析一致。前文曾经指出，孤独的人会更加频繁地使用社交媒体，如果不对这种反向因果进行统计控制，就会高估社交媒体的负面影响或低估其积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我们使用多元线性回归，也能得到“社交媒体会降低孤独感”的结论，这就为使用社交媒体能够缓解孤独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我们认为，出现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倾向于通过社交媒体维持和巩固原有的社会关系。例如，很多人的QQ好友和微信好友同时也是他们的家人、同事和朋友，因此，使用社交媒体可能并未大量挤占人们的线下社交时间，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还对现实中的社会交往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此，我们将分析社交媒体对线下社交的影响，进而对上述观点进行检验。
（二）线上社交是否挤出线下社交
表3报告了社交媒体使用频率这一因子对受访者每周与家人和朋友面对面交往时间以及对家人和朋友这两种社会关系的影响。与我们的预期一致，频繁使用社交媒体并未损害民众的线下社交以及与朋友和家人的关系，不仅如此，社交媒体对线下社交和现实中的社会关系有明显的积极作用。
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后，社交媒体使用越频繁，受访者每周与朋友面对面交往的时间越长，这很可能是因为社交媒体扩大了个人的交际圈，同时使得人们与朋友的交往变得更加便捷。在与家人面对面交往方面，社交媒体使用频率的影响虽不显著，但其系数依然是正数，因此，没有证据表明社交媒体减少了人们与家人共处的时间。除此之外，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后，社交媒体使用越频繁，受访者越可能感受到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变得更亲密。因此，社交媒体对现实中社会关系的影响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
从表4可以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后，与家人面对面交往的时间越长，孤独感越低，且如果受访者感到使用社交媒体能使他们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变得更亲密，那么这将大大降低其孤独感。结合表4的分析结果，我们可以认为，频繁使用社交媒体拉近了使用者与家人和朋友的线下关系和亲密感，而这种线下关系的发展和亲密感的增加对降低其孤独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社交媒体使用类型及其对孤独感的影响
综上所述，使用社交媒体可以巩固人们与朋友和家人的亲密关系，进而对孤独感起到明显的缓解作用。不过，上文的分析只是从使用频率一个角度测量社交媒体的使用方式，如果进一步考虑网络成瘾，结果又会如何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以社交媒体使用频率和网络成瘾为观测指标，对样本进行K-means聚类分析。结果显示，基于这两个维度，我们可以将样本分为如表5所示的以下三类。第一类恰好对应前文所述的社交媒体的轻度使用者，他们使用社交媒体的频率较低，网络成瘾程度也较低。在样本中，这类使用者总共有519人，占比为24.6%。第二类是常态化的高频使用者，他们使用社交媒体的频率明显高于第一类使用者，但他们的网络成瘾程度却与第一类使用者相当。在样本中，这类使用者总共有756人，占比为35.8%。第三类是病态化的高频使用者，他们使用社交媒体的频率和网络成瘾程度都很高。在样本中，这类使用者数量最多，总共有837人，占总样本的39.6%。
由此可见，聚类分析结果与我们之前对社交媒体使用类型的理论分析完全一致。根据理论，常态化的高频使用者会从频繁使用社交媒体中获益，而病态化的高频使用者则会越用越孤独。为了对此进行检验，我们进行如表6所示的线性回归分析。表6包含两个模型。模型1直接将社交媒体使用频率和网络成瘾因子得分作为两个独立的自变量纳入回归方程。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网络成瘾会显著加剧受访者的孤独感，而社交媒体使用频率则对孤独感有非常显著的缓解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模型1中社交媒体使用频率的回归系数（-0.086）小于表3中的线性回归的系数（-0.060），且在0.001的水平下统计显著。这意味着如果不考虑网络成瘾，我们会低估社交媒体使用频率的积极影响。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社交媒体使用频率与网络成瘾之间存在正相关（二者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210），而网络成瘾会加剧孤独感，因此，在控制网络成瘾之后，社交媒体的积极影响会变得更加明显。
模型2以表6聚类分析所得的三类使用者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与社交媒体的轻度使用者相比，病态化地使用社交媒体会加剧孤独感，而常态化地使用则会起到缓解孤独的积极作用。由此可见，特克尔所说的“群体性孤独”只针对病态化的社交媒体使用者，而不针对常态化的使用者。这也与近年来的很多国外研究结果相一致。由此可见，我们不能过于笼统地讨论社交媒体的好处和危害，只有分门别类地研究社交媒体的不同使用方式，才能对其影响得到更加全面的认识。
（四）社交媒体对孤独感的异质性影响
最后，我们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社会经济地位分析了社交媒体使用频率和网络成瘾对孤独感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性别、年龄、婚姻状况与这两个核心自变量的交互项均不显著，但教育和职业地位这两个社会经济变量与社交媒体使用方式的交互项为统计显著。从表7可以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社交媒体使用频率对孤独感的缓解作用随着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的提高不断降低，与此同时，网络成瘾对孤独感的加剧作用也随着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的提高不断下降。这一结果表明，频繁使用社交媒体能够在更大程度上降低社会下层的孤独感，但与此同时，病态化使用社交媒体对孤独感有负面影响，但这种负面影响在社会下层表现得更加明显。我们认为，导致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在于，不同阶层在社会交往和数字素养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社会阶层地位较低的民众缺乏必要的社会交往渠道，而社交媒体为他们扩大交往半径和缓解孤独创造了机遇。但另一方面，社会阶层地位较低的民众更可能染上不健康的互联网使用习惯，这导致他们更可能成为网络成瘾的受害者。如何在扩大社会下层使用社交媒体频率的同时避免其陷入网络成瘾的泥沼，是未来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五、结论与讨论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经指出，媒介在不断延伸我们的肢体和感官。在社交媒体时代，媒介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特克尔提出了“群体性孤独”的概念，反思社交媒体对日常交往的侵蚀和异化。受特克尔的影响，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社交媒体的批评越来越多，然而我们的研究表明，国内外学者很可能误解了特克尔的观点，并在很大程度上夸大了社交媒体对孤独感的负面影响。
一方面，我们发现，社交媒体巩固而非损害了人们原有的线下交往关系，随着社交媒体使用频率的增加，人们与朋友面对面交往的时间会增加，与家人和朋友间的关系也会因此变得更亲密。由于这个原因，本文发现频繁使用社交媒体可以起到缓解孤独的积极效果。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对孤独感的影响也取决于人们使用社交媒体的方式。我们发现，常态化地使用社交媒体能够缓解孤独，只有病态化的使用方式才对孤独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实际上，病态化的社交媒体使用方式才是特克尔真正反思的对象，然而，后续的很多讨论却把特克尔的观点扩大化了，进而产生了很多对社交媒体不公正的评价。
综上所述，本文的假设1b、假设2b和假设3得到了数据的支持，而假设1a和假设2a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这些发现表明，社交媒体总体而言起到了促进线下社交和缓解孤独的效果，但因过度使用社交媒体而产生的“社交病”问题也不容忽视。因此，社交媒体对孤独感的影响应当一分为二的看待。现有关于社交媒体的各种评价过于关注技术本身，而技术的“社会”应用则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本文认为，社交媒体作为一种媒介技术，其本身是中性的，因而使用社交媒体并不必然导致缓解孤独或加剧孤独的后果。导致不同后果的关键在于人们使用社交媒体这种媒介技术的方式不同。如果我们把社交媒体变为自身的工具，并妥善地利用这种工具维持和扩大现实中的社会关系，就会在社交媒体时代如鱼得水；反过来，如果我们被这种工具所奴役，沉溺其中而脱离现实生活，就会陷入越用越孤独的怪圈，表现出特克尔所说的“群体性孤独”。
最后，我们的研究还发现，社交媒体使用方式对孤独感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与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地位较高的使用者相比，受教育程度较低、职业地位较低的使用者一方面更可能从频繁使用社交媒体中获益，但另一方面，也更可能因为沉溺于社交网络而受损。我们认为，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阶层在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素养上的不平衡。国内外学者关于“数字鸿沟”的很多研究发现，不同阶层在互联网使用率、使用技能和使用方式等方面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随着中国互联网技术的普及，阶层之间在网络接入方面的差异正在不断缩小，但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是双方面的。一方面，社会中下层民众相比以往获得了更多的使用社交媒体的机会，这在扩大他们人际交往半径的同时大大降低了他们的孤独感。但另一方面，由于“数字文化资本”或数字素养的匮乏，社会中下层民众在使用社交媒体的时候可能更加缺乏自制力，这导致他们更可能受到网络成瘾的负面影响。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我们认为，实现数字技术的普惠式发展应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题中之义。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加关注社会中下层民众，努力提升他们的“数字文化资本”，帮助他们更加频繁且健康地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技术，以共享数字化发展的红利。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文使用的是一个横截面数据，相比追踪数据和实验数据，横截面数据在因果推断方面存在天然的劣势。虽然本文尝试通过工具变量法等途径尽可能获得社交媒体使用对孤独感的因果影响，其研究结论依然需要得到更多追踪研究和实验研究的检验。其次，受限于二手数据，本文对孤独感、网络成瘾等变量的测量存在一些缺陷，未来的研究需要使用更加专业的量表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检验。再次，本文没有研究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对孤独感的影响，国外的一些研究发现，Facebook、Twitter、Snapchat等不同的社交媒体会对孤独感产生不同的影响，未来的研究需要关注这个问题，检验不同的平台特征对孤独感的影响。最后，本文对社交媒体使用类型的划分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是相对初步性的，未来需要有更加精细化的研究以加以完善。
注：封面图片源于vc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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